“始作俑者”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人?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( 二 )


这种观点的基础是,那八个字真的是孔子说的,而不是孟子以孔子的名义说的 。
如前所述,“首倡者,无后思”出现在《孟子·梁王辉》中[I],至少这是今天比较公认的出处;而“梁[我]”,类似于孟子的某些章节,是我们今天所说的“采访记录”或“语录”,而不是“著述” 。孔子的《论语》也属于这一类 。
与包括孟子在内的百家学说相比,孔子是一位“教育家” 。或者说,孔子首先是教育家,然后是思想家 。因此,孔子的学术轨迹更多是沿着“授人以柄”的路线,其思想倾向于启迪和引导“后人”和“浅薄之人”的意识,其表现形式更侧重于口头而非文字作品 。也许,在某个时候、某个场合,他说“始作俑者,此事绝不会再发生” 。但无论什么时候,都必须是在他的有生之年,也就是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 。保守的推测更有可能是在他的“后半部”,也就是在他死于公元前520年或后来的公元前479年期间 。

孔子出生前40年(公元前591年),春秋末代暴君楚庄王因病去世 。历史上,“霸权”时代已经结束;但就当时的“现实”而言,延续百年的“五霸”时代,使得“正统”的周朝形同虚设 。正如史书所言,“皇族衰微皆因“伯”(“伯”引“巴”),有五霸为“榜样”而不胜枚举 。
孔子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出生长大的 。在他的理解中,要挽救贫困和灾难,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“知道”,然后醒悟,进而形成合力,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 。就他所处时代所确定的“视界”而言,和谐的社会秩序可以仿照传说中的西周建立和“成康之治”时代(约公元前1046年~公元前996年),也就是孔子所说的“我循周”的“周” 。在孔子将其视为“理想国家”的时代,一个非常重要、突出和“人文荣耀”的标志是“废除殉道”,即以“国家法令”的形式废除殉道制度 。
或许,没有人规定要用“俑”来代替真人,但为了“前世”这个概念,有人巧妙地想到了用人形物体来“模拟”真人,用它们来埋葬高贵的死人 。这种小聪明,在今天孟子时代的“智者”看来,甚至比孔子晚了一百年,是旧陋习的妥协,这是不积极的,甚至是愚蠢和顽固的 。相比与真人合葬的商朝,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提升,对生命权的尊重和珍惜,具有划时代的意义!

然而,这一显著的“进步”及其所标志的“乌托邦”却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“五霸”的崛起而崩塌,遭到践踏 。可以简单的说,接下来的几百年,与“始作俑者”的“周”相比,是历史的倒退!痴迷于“返礼”“循周”的孔子应该想一想:几百年前有“造俑”这样有才华、有善心的举动,后来却越来越冒烟,没有这样的正面事件,真是可悲 。这样想,他可能会和听他教诲的年轻人一起感叹——第一个想到用俑代替真人的人是多么聪明、善良、勇敢,恐怕后世也不会有这样的人...
(三)孟子的“借代”如前所述,《孟子》中有很多章节与《论语》相似,都不是专门的著述,只是口头言论的记载 。其中,惠亮国王(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)是一个典型,主要记录了孟子与惠亮国王的谈话 。
梁惠王,名为魏大力,是战国时期新兴诸侯国魏国的第三代君主,也是魏国的第一位“王”(前两代没有称帝,分别被命名为“侯文”和“武侯”) 。他在位50多年后,被信任为“惠”,在正史中被称为“魏惠王” 。“梁王辉”是他的别称,这源于他在位期间,将国都(魏国)从安邑(约为山西夏县代,相传为夏古都)沿黄河迁到大良(约为河南开封代),并在有生之年将大良建成当时最繁华的城市 。之所以叫“梁”,大概是为了纪念他与“大良”的关系 。

或者说“梁”魏大力,可以说在治国治军方面有一定的天赋,但是他不属于先锋领袖,他自然有点喜出望外 。魏在位初期,是众多诸侯国中最强盛的 。黄河沿岸的大良,在没有太严格的城防之前,空是一个开放繁荣的大都市 。魏商本人喜欢天下客臣仰视的感觉,也乐于摆出一副当之无愧的下士模样,吸引人才 。齐学者(孟子)的来访,据说是他本人的真诚邀请 。
如果说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,那么孟子最重要的“定位”应该是一位“政治活动家” 。虽然继承了孔子的儒家衣钵,但随着时代的变迁,孟子的思想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——孔子主张“教化”,而孟子则强调统治者的“自律”和“自律”;孔子主张“教而不课”,孟子的意思是“人贵,王贵”(原话是“人贵,国次之,王贵”);孔子信奉“克己复礼”“闻道可夜行”,孟子则说“舍身取义”“千人偶往矣” 。孔子祈求的是一个“天下为公”的理想社会,但孟子开出的“救世良方”却是“团结”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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